毛泽东与党的建设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大法宝”，指出“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从而明确了党的建设在三大法宝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为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提高到新境界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自身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

　　在党的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发展、丰富的过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思想体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毛泽东对建立怎样的党已有了初步认识。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让迷茫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他们积极向俄国学习，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思考也由此萌发。早在1920年2月，毛泽东就意识到：要完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之大业，就必须“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1920年8月，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在1921年的回信中对此完全支持，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926年，毛泽东反思巴黎公社失败原因，强调指出：“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1927年，毛泽东发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也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毛泽东带领党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在对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不断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思考逐渐深入，形成了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1927年，随着白色恐怖下城市斗争的受挫和农村斗争的开展，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比高达70%，导致党内受到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地妨碍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感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到赣南、闽西后，毛泽东力图纠正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深刻阐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明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决议还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要求“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发展新党员要注重质量，等等。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些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的道路。可以说，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初步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

　　1935年遵义会议后，随着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实际领导地位的确立，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确立，毛泽东所倡导的党的建设原则逐步成为全党共识，党的建设呈现新局面。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日臻完善成熟。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提出了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的正确思想，确定了“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的方针。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和制定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对于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并把党的建设提高到“伟大的工程”的高度，表明毛泽东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更加自觉和深刻。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1942年在全党开展，这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是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大创造。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进一步阐述了思想建党、实事求是、作风建设等党的建设理论。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束，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走向成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这些理论使全党能够在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在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和组织制度上得到及时正确的指导，得到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强有力的保证。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转入全国性反攻阶段。基于此，毛泽东开始思考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如何适应执政的新要求。面对即将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更深刻认识到党必须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因此，他在1948年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提出建立报告制度。1948年9月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实行集体领导的经验和教训，着重批评了党内曾经出现过的个人包办等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这些规定，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健全和规范领导制度，保证党和全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会强调应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毛泽东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结合新的形势任务和党在地位上的变化，针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发表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并就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反对领导干部特殊化、打掉“官气”等问题作出诸多重要论述。

　　“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

　　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涉及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诸多方面，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

　　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注意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人阶级力量薄弱。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阶级、革命道路和党员成分的特殊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的基础上，坚定不移把思想建设作为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的性质的主要手段，将其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内容。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建筑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之上，因而“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之后，他长期坚持这一思想观点，重视教育党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农民党”武装成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935年，瓦窑堡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分析党内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来源，并强调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思想建党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重视党的政治建设，确保党的正确领导和党的正确路线。毛泽东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毛泽东在革命运动中逐步认识到领导权的重要性。为增强革命力量，他先后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等著名论断。他认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继续强调中央权威领导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同时，党要进行正确的领导，就必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早在1935年，毛泽东就认识到，党的巩固需要“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1937年，他明确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党的建设才能在正确轨道上稳步推进。

　　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则。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并把民主集中制定义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该定义一直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使毛泽东深感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1962年，为克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受的严重困难，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将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于人民政权、群众组织和国家政治生活之中，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既有利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又保证了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确保了党的路线和决策的贯彻执行。

　　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概括总结党的三大作风。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和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党的作风建设，关系到党能否保持先进性、能否得到人民群众拥护、能否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党风”的概念，概括总结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在苏区，毛泽东就领导广大干部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形成紧密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党的作风问题。他说：“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文章，以强调加强共产党人修养的方式加强党的作风建设。1942年2月在《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中，毛泽东正式提出“党风”的概念，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所倡导的整风运动极大地推进了党的作风建设。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党应该具有并已形成的作风作出精辟概括，提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他还强调：这三大作风中的每一项，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三大作风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石。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和不断完善的思想法宝，对当代党建理论和实践仍有深远意义。进入新时代，必须结合新的实际践行好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为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力量。

　　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深刻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进入新时代，加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最重要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就是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保证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毛泽东提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他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实践证明，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偏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在当前，加强政治建设就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并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

　　大力推进党的组织建设，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法宝。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方式，即“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新时代推进党的组织建设，必须把民主和集中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抓住领导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这个重点，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各项制度。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常抓不懈。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都是激励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醒全党“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着眼于人民政权的长治久安，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明确了作风建设必须常抓不懈的重要原则。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前进道路上仍面临着许多难关和挑战。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赢得民心。

　　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博大精深、历久弥新，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对党的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的深刻理解与把握，是我们党百年党建理论的伟大奠基。新征程上，我们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党建实践中寻找经验，仍然能获得宝贵的现实启示。